广西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日前，广西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按照规划，到2025年，广西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形成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旅游产品体系，年接待游客8亿人次以上，年旅游总收入1.1万亿元以上。到2035年，广西旅游业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更加有力，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表示，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着眼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风范、广西特色、桂林经典”总体要求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加快“三地两带一中心”升级版建设，着力打造世界最美山水和最佳健康旅游，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旅游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以“一业兴”带动“百业旺”，切实把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德天跨国瀑布
打造五张世界级旅游名片
“以桂林为起点，深入广西，你会发现‘处处是桂林’，广西的每一寸土地，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广西摄影家协会的风光摄影师粟俊说。
《意见》提出，加快“三地两带一中心”升级版建设，打造山水、康养、文化、滨海度假和地质奇观五张世界级旅游名片。
打造“山水”名片，以桂林、环江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为核心，开发复合型山水旅游产品，向世界展示广西山水秀丽雄奇之美。打造“康养”名片，以世界长寿之乡为核心，开发民族特色医疗、森林康养等健康旅游产品。打造“文化”名片，以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兴安灵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胜龙脊梯田为核心，开发民族村寨游览、风情体验等特色旅游产品。打造“滨海度假”名片，以北海银滩、涠洲岛等为核心，开发海滨海岛观光、历史文化体验和跨国邮轮航线等特色旅游产品，弘扬海上丝路文化。打造“地质奇观”名片，以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乐业大石围天坑群、德天瀑布等为核心，开发观光探秘、科普研学、山地运动等特色旅游产品，向世界展示广西自然杰作、神奇秘境之美。
“五张世界级旅游名片的打造，紧密结合广西自然和文化特色资源优势，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政策法规处处长邱玉红说。
重点任务涵盖软硬件和城市乡村
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龙脊梯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兴安灵渠、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大寨村……近年来，桂林市的“世界级”符号不断增多。
景区、度假区、旅游企业和基础设施，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意见》提出，培育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引育世界级旅游企业，提高旅游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至2022年底，广西共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9家、4A级景区334个；国家级度假区2家、自治区级度假区21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甘霖表示，下一步，广西将推进一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度假区提质升级。引进国际和国内旅游头部企业，推动国有大型旅游企业创新发展，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实施“领军型、骨干型、新锐型”旅游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成长型企业；强化“出行即服务”理念，全面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快特色旅游航道、平陆运河旅游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建设，开发广西北部湾至东盟国家的海上邮轮跨国旅游航线。
在软件方面，《意见》提出，提供世界一流旅游服务，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延伸旅游产业链，扩大旅游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旅游数字化建设，营造更加安全舒心旅游环境。实施“游客满意在广西”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对照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推进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院等成为旅游目的地。实施“旅游+”和“+旅游”战略，延伸产业链，促进多产业跨界融合、提质升级。
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游客近4亿人次，占全区国内旅游人数的48.4%；乡村旅游消费约2584.81亿元，占全区国内旅游总消费的28.5%和全区GDP总量的10.5%。旅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措施兼顾各个层面
《意见》提出，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列入议事日程。
在项目、财政、融资和人才支持方面，《意见》要求区直相关部门加大对文化和旅游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对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承办城市予以倾斜支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鼓励创建旅游品牌，鼓励合格投资者按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旅游企业发展。实施文化名家培养工程，建立文化和旅游人才激励机制，加快培养一批文化和旅游领军人才、创新型团队。
文旅产业用地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的热点。《意见》提出，加大用地用海用林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国家促进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各项用地用海政策，科学统筹重大旅游项目用地空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创新文化和旅游项目用地管制方式，支持文化和旅游项目优先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系列改革政策。
刘宁表示，旅游是典型的品牌经济，要高水平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打造一流的景区景点，建设一流的交通设施，营造一流的服务环境，开展一流的营销策划。同时，要充分发挥文化旅游的产业带动效应，坚持“大融合”理念，推进文旅产业和一、二、三产业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融合，拓宽全区文旅产业发展新空间。（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阳 文/图）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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